战争打到天佑年间，与十多年前是大不相同。

首先是规模越打越大。

早年李克用造反，一二万兵就敢胡闹。再早些庞勋起义时才几千人。十几年前的大顺年间，晋王几万兵，敢多线操作。卢龙李匡威，三四万兵就敢杀到河东去摸独眼龙的屁股。李茂贞靠二三万人可以横行关中，同时还能压着吐蕃欺负，没事总去吐蕃部落抢人抢钱。

如今呢？

辽王与梁王双方对峙的战兵就奔着二十万去了。

稍早几次梁军打晋阳，梁兵总兵力也都十万不止。

其次，是越打越谨慎。

比如李克用取卢龙那次，有刘仁恭在前带路，他几万人就敢进幽州冒险。

如今呢？梁王西征、南征，哪怕中原一马平川，哪怕梁军主力外出不在老巢，辽王分明人多马更多，愣是看了几年都不敢长驱直入。为什么？就是怕被梁军来个关门打狗。

梁王自己都越打越小心。这次南征，数万大军在淮南都不敢深入，稍遇挫折扭头就撤，绝不留恋。

道理很简单。相比于汴州，辽王家底薄，若一不小心崴了泥，十有八九直接凉凉，翻身的机会都不会有。梁王家底厚些，可惜因为地理缺陷，一旦遭受大败，同样后果不堪设想。

此时此刻，不论对于辽王还是梁王，甚至是惨胜都无法接受。

天下，可不只有他们两个藩镇。

辽王面临塞北的压力。

梁王是中原四战之地。

不到万不得已，这两位哥是既不能弄险，更不能硬拼。

大唐在这方面的教训非常深刻。

闻名遐迩的香积寺之战就是反面典型中的典型。

至德二年即西历七五七年，那是安史之乱的第三个年头。

时安禄山已死，叛军内部不稳，唐军在河北、河东进展顺利。本来完全可以以势压人，先取河北，再席卷而下，将叛军在河南、关中一网成擒，干净利落地解决问题。如此一来，肯定就不会有后面藩镇割据这样的糟心事，大唐，也不至于一场内乱闹上八九年，搞得元气大伤。

可惜李亨那蠢猪做贼心虚，急于收复两京，硬以儿子李俶为帅，郭子仪为副帅，匆匆忙忙在关中寻求安史主力决战。

彼时唐军安西、北庭、陇右、河西、朔方诸镇精兵十一万，助战蕃兵四万，对面是安庆绪的十一万叛军主力。

一边是急于求成的唐军，一边是背水一战的叛军，在长安城南香积寺附近，两军血战一日，唐军斩敌六万、俘获二万，安庆绪仅以二万余残兵败走，唐军的代价则是七万精兵战死。

大唐盛时，边军主力总共也就五十万左右，这一把带走了十三万，算上前两年的损失，精兵几乎亡尽。

天宝时，吐蕃本已颓势尽显，回鹘不过大唐羽翼下一杂胡，哪怕安史乱起，周边的胡儿也没敢立刻造次。

何也？边军精锐尚在。

正因李亨这蠢猪执意死磕，致唐军精锐尽丧，虽惨胜却无力进取，完全是欲速不达的榜样。

四万番兵在此战中坐山观虎斗，直至安庆绪败局已定才踹了一脚。因唐军损失惨重，对这些蕃兵的控制也就有些不利，这帮混蛋在后面更是掳掠奋力作战划水。唐军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两头不落好，安史之乱断续又拖了六年，大唐实力大损，威信扫地，河西、西域陆续陷于吐蕃，回鹘也敢骑在大唐头上拉屎了。

此等惨胜，完全得不偿失。

前鉴不远，李可汗与朱三哥才不学李亨那蠢猪。

对峙以来，两军每日只以游骑往来试探，主力则稳如老狗。

唯一一次较大规模接触是十二月下旬。

当时，梁军万余突然向乐寿逼近。

乐寿是瀛州最南一县，辽王立刻大军迎上。

梁军万余，辽军则以二万骑顶上。

两军摆开阵势，在寒风中干瞪眼看了半天，最后谁也没有发动进攻。

梁军没信心打破辽军二万骑，辽王更不愿拿精锐骑兵跟鸭腿子步兵拼消耗。

自日中至日暮，两军各自回营。

这就是两军最大的一次接触。

此后，辽王一面加紧战场侦察，一边要求郑守义、刘守光向他靠拢。

郑哥遂将银枪军调来新乐接防，毅勇军移防无极与深泽。这里紧贴深州，突袭梁军背后更加便当。

东线刘守光则移兵至弓高、安陵驻扎，与冀州梁军相望。

梁军主帅仍是李思安，梁王本人还在大梁。

面对河北这帮刺头，朱三哥从没想过快刀斩乱麻。

打卢龙，打义昌，在梁王心里都没有收拾魏博来的重要。他不可能跨过魏博吞卢龙，而只要不能彻底吞并魏博，哪怕弄死了李可汗，放谁去做卢龙大帅的结果都差不多，早晚是个反。

所以，打义昌是借口，目的还在取魏博。

当然，若能顺手削弱一下卢龙也很必要。这李可汗已能拉出十万兵，不砍他几条腿这还得了？卢龙在南边有奸细刺探军情，幽州也有不少梁王的探子，对李可汗的家底，朱三哥不说如数家珍也知道个七七八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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